徐贪 请为我们的冷漠付费 徐贪 请为我们的冷漠付费
先给大家讲一则往事。
1935年，在纽约市一个最贫困最脏乱地区的法庭上，一名老妇人困偷窃面包正被审问。老妇人头发凌乱，手在微微发抖，吸嘴着说：“原谅我。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得
直哭的孙儿，他们好几天投吃东西了 ”她抬手去抹眼角的泪水。法官依然冷若冰霜，当庭宣称：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10天的拘役。判决宣布后，时
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5美元，然后向其他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罚款，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
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儿的城市。”旁听席上的每个人闻之动容，认认真真地捐出了50美分。
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被罚款，与外人何干？'拉瓜地亚说得明自---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他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动物，是订有契约
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
物质需要和物质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其重要。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秩序正是自物质文化来体现和维持的。“物质文化”所说的物质不是指大干世界中的自
然物质，而是指与人们社会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物品。物品所满足的并不是人的所谓普遍自然需要，而是一种由特定社会和政治文化所理解为“正当”的需要。不能满足这些
需要就是非正义性质的匮乏。
“扭曲”的需要与集体思考的缺位
在过去的十来年里，尽管许多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中国社会对物质文化所包含的正当需要和非正义匮乏却缺乏应有的集体思考。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从需要
绝对政治化到需要绝对个人化的剧烈转变。 年长一些的人对需要绝对政治化的岁月一定还存有记忆。当时的正当需要由革命政治来决定，正当需要是严格地跟着政治身份地位走的。
你是“首长”，你住的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再近，你都有坐小车的正当需要。相反，你是百姓，你住得再远，你也没有这个需要。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人的其它需要，如感情、
娱乐、审美、求知等等都是由政治权力所严格规定的。当人的需要被政治权力限制到了与动物几无差别的程度的时候，人性也就朝着动物性的方向扭曲。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需要”上受到的扭曲不只表现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且更是表现为极少思考人的“欲念”( desire)和“需要”之间的关系。“欲念”和“需要”是有区
别的，人可以欲念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也可以需要他并不欲念的东西。以前，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在中国完全是由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来决定的。今丢，这种政治规定被解除了，但
是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却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凡是一个人欲念的，都是他个人的正当需要，纵欲消费成了今天的新时尚。
贫困，非正义匮乏与保护弱者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目前中国社会最需要重视的就是保护弱者。避免伤害弱者，保护弱者，是与每一个人有关的公共价值规范，并不只是社会中的一些人（强者）对另一些人
（弱者）自律性质的仁慈或同情。社会中的弱者、贫困者、受权势欺负者、残废者、年老无助者，造成对他们伤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个人的行为或无行动。越容易受直接伤害的人
，越可能因他人的冷漠旁观而受到伤害。
目前中国这个“物质丰富”社会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困”问题。贫困并不只是穷，贫困是社会非正义的穷，是弱者得不到保护的穷。
贫困是一种社会之恶。消除贫困之道并不只是增加物质生产，而是改变社会人际关系和人际制度。说到底，贫困者所受的伤害是人对人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物质对人造成的伤
害，贫困的伤害可能由个人和集体有意无意的疏忽和冷漠所造成。例如政府不能设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惜以牺牲环境生态来保证发展指标等。这一种伤害的根由是体制结构
性弊病，现有的制度、法规、权力关系使得社会弱势群体不能形成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己的舆论场所，没有表达自己要求的议政渠道和代表机制等。有严重缺失的社会制度结构是
造成贫困伤害的重要原因，它甚至会使一些本不缺乏慈善同情心的个人困反感于制度的伪善而对公益事业失去信心和兴趣。
只有在一个人闷相互关爱、相互认同、彼此以同等的人格相互对待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关于群体共同需要的社会正义共识。当这样的共识转化为社会规范的时候，人们才会有在道
义层次上感觉到约束自己过度玉面的必要，同事也会更加需求公共政策充分重视社会中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弱者的需要。------------------摘自新浪微博某一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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